
这是一场被清廷官员称之为此千古奇灾,即便铁石心肠者亦当泪下的浩劫——从1876年延续到1879年,整整四年之久。灾情覆盖了山西、河南、陕西、直隶、山东五省,并波及苏北、皖北、陇东、川北地区,影响范围之广,受灾人口上亿,而死于饥饿的至少有千万之众。尤其以1877年和1878年最为严重,这两年的干支纪年分别为丁丑、戊寅,因此史称丁戊奇荒。 对于囊中羞涩、统治基础本就脆弱的晚清政权而言,这场饥荒是一场巨大的考验——在天国之乱后,传统农业帝国下的荒政早已支离破碎,而近代社会的救济体系尚未建立。令人诧异的是,尽管四年间爆发了无数零星民众暴动,却没有一场暴动发展成真正可载入史册的农民起义。在晚清时代政府难以深入基层社会的背景下,这几乎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。 为何会出现这种奇迹? 李提摩太之问 李提摩太(Timothy Richard),英国浸礼会传教士,1870年来到中国。1876年,丁戊奇荒自山东爆发,李提摩太恰巧在山东传教。 山东:饥民请求李提摩太做领袖 灾荒席卷的那个夏天,李提摩太身处山东青州。五月时,灾情已相当严重,平民纷纷群起吃大户。李提摩太在回忆录中记载道:一群妇女蜂拥进一位富人家,占领了它,在那里生火做饭,然后又涌向下一家,食物一顿接一顿。男人们见此法可行,便组织了五百余人的群体,从一个村子到另一个村子劫掠取食。 李提摩太虽为洋人,却未能置身事外。他的身份成了饥民眼中的宝贵资源:六月三十日,两位学者拜访我,均为秀才,年约三四十岁,一人来自寿光,一人来自益都。他们翌日再来时跪下,请求成为我的弟子。我才知,这是他们代表一大群饥民,希望我成为首领,发动暴动。我的劝告是,这只会加重民众苦难配资系统,暴动一旦爆发,后果难料,但无疑会造成大规模流血。我建议采取建设性方式,而非破坏。 类似请求屡次发生。七月三日晚上,青州东部某村镇再次派代表来邀他做起义军首领。这种现象有其逻辑:饥民认为官府怕洋人,由洋人出面抗衡镇压。然而李提摩太始终拒绝,在山东坚持赈灾工作一年有余。直至1877年秋,更为惨烈的山西饥荒传来消息。
传教士在赈灾中的存在,不是减轻社会矛盾,而是转移了士绅矛盾焦点,成为他们眼中的头号敌人。失去士绅支持的农民暴动配资系统,缺乏资源整合和政治诉求,其结局可想而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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